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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惡棍」形象的轉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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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和希望是相同集體意識的一體兩面。」
-科爾納[1]


[1] Douglas Kellner (1992) 。<電影、政治與意識型態>,《當代》,73:111。(譯者不詳)

 
        惡棍與英雄的對立,就如同焦慮與希望是社會中相同意識的一體兩面一樣,大眾會將希望寄託於英雄人物身上,而惡棍則承擔起社會中焦慮的原型。若通俗文化作品是在合法化現存秩序,也應在符合群眾的希望和幻想前提之下(科爾納,1991:111)。迪士尼「惡棍」的存在也正是契合群眾的焦慮與恐懼,倘若有「惡棍」脫離了焦慮與恐懼的投射,那麼他/她將是個失敗的「惡棍」。只不過,時代轉變的同時,希望與焦慮也移轉了,代表英雄的人物不斷在變化,同樣地,惡棍的面貌也不會一直相同。 基於這樣的觀點,相信在迪士尼第二黃金時期歷時約15年的動畫中,可以見到美國大眾焦慮的移轉以及迪士尼「惡棍」形象的轉變。
 
        以歷時的角度端看迪士尼的「惡棍」形象,可以發現「惡棍」與英雄的界線似乎漸漸模糊。在最初,「惡棍」與英雄的界線是截然二分的,「惡棍」通常代表全然的邪惡或偏差,「惡棍」的下場往往只有死亡一途,在早先的情況裡,常是英雄為了正義扮演終結「惡棍」的角色(這與第二黃金時期之前的「惡棍」是一樣的情形),漸漸地「惡棍」的死亡變成由於自己的失誤所造成,英雄並無意要置他們於死地。
 
        《小美人魚》(1989)的Ursula是被王子Eric用船桅刺穿身體;《美女與野獸》(1991)的Gaston在偷襲野獸時,失足從城堡摔下;《獅子王》(1994)的Scar與Simba決鬥時失足從榮耀之岩墬下,並遭到土狼的攻擊(因背叛土狼);《鐘樓怪人》(1996)的Frollo從鐘樓上摔下;《大力士》(1997)不小心掉入地獄裡的靈魂煉獄池水中;《花木蘭》(1998)的單于被木蘭用煙火炸死;《蟲蟲危機》(1998)的蟋蟀大王Hopper則是被鳥吃掉;《泰山》(1999)的Clayton在與Tarzan打鬥過程中自己被藤蔓纏住而後吊死。這當中《阿拉丁》(1992)的Jafar並沒有像其他的惡棍一樣,但是他卻永遠地被監禁在精靈的神燈裡。
 
後來,「惡棍」與英雄的界線再度發生變化,在這裡「惡棍」與英雄的界線依舊清晰,只是一開始他們會先偽裝成善良的一方,到最後「惡棍」的面目才會被揭穿,像是《玩具總動員2》(Toy Story 2, 1999)的礦工Peter與《怪獸電力公司》(Monster, Inc., 2001)中的電廠老闆Henry。但是他們的下場已經不再是死亡,而是接受嚴厲的懲罰,Peter不能成為古董反成為小孩子的玩具,而Henry不再是有錢的老闆,因為他要必須要接受牢獄之苦。
 
最後,英雄與「惡棍」的分野在接下來幾部動畫中一一被打破,迪士尼世界裡已經沒有所謂善與惡的界線,有些「惡棍」最後變成了英雄的家人或朋友,有些則幾乎稱不上是「惡棍」。像是《星際寶貝》(2002)中原本暴力成性的Stitch因學習到了家人與愛的真諦,成為Lilo家中的一份子,原本授命要來抓Stitch的Jumba(惡棍)也留在地球與Lilo一家共同生活;《星銀島》(Treasure Planet, 2002)中主要的「惡棍」Long John Silver雖然是個海盜,但是他對待主角Jim卻像對待兒子一般,在動畫最後Long John Silver甚至為了救Jim而放棄了整船的金銀珠寶;《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 2003)中算得上「惡棍」的應該就是抓走小丑魚Nemo的人類了,但是這部動畫的主軸並不是在表現人類自以為是的「惡」,「惡棍」的特性與以往相較也不再那麼強烈;《熊的傳說》(Brother Bear, 2003)中變成熊的Kenai則是不願變回人類,選擇繼續留在Koda小熊身邊照顧他,而Koda的母親正是殺死Kenai哥哥的母熊。
 
這些轉變所顯示的是,我們已經很難在迪士尼動畫中清楚地分辨出誰是「惡棍」?也已經看不到「惡棍」的蹤跡。不清楚的善惡界線也許是因為迪士尼為了成人動畫市場所做的安排,但是這一轉變並不表示「惡棍」得到比較好的待遇,因為這樣的迪士尼世界已經不再容許有差異的他者存在,它希望在這個美好的世界中不再有惡人,更不允許任何破壞社會美夢的惡人出現,「惡棍」看似消失,但「惡棍」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他/她們被擺放在一個被故意遺忘的位置上,因為迪士尼要讓大家相信世界上再也沒有「惡棍」這個人種,家庭與愛價值觀的感召將使「惡棍」都變成好人。不過,這一切都只是在宣示迪士尼與社會權力階級龐大的力量壓迫,以及「惡棍」力量的渺小,「惡棍」被迫離開他/她的位置加入英雄的陣營,原因是因為他/她抵抗不了。同樣的情形,早就發生在「惡棍跟班」身上,「惡棍跟班」早就抵擋不了權力階級的召喚而轉換陣營[1],這一再說明了「惡棍」的力量漸漸被削弱,被迫不能與權力當局對抗。
       
        即便「惡棍」與英雄的界線不再清晰,但是在這些模糊的「惡棍」身上依舊可以看到現今美國社會的焦慮-就是深怕傳統家庭價值的消逝。
 
《星際寶貝》是一個關於夏威夷小女孩和外太空怪物的故事,六歲小女孩Lilo由於父母過世,和十九歲姊姊Nani相依為命,有天她收養了一隻狗並取名為Stitch,但是她們姊妹萬萬沒有想到Stitch其實不是普通的狗,居然是一個六隻腳的外星怪物(外星人眼中的「惡棍」),是一個違法實驗所製造的危險生物,在被流放的途中駕著太空梭逃跑,才降落到地球。另一方面外星人發現危險的怪物逃走,立刻出動追捕,要Jumba(在動畫中算是「惡棍」的一位)將這怪物抓回去,最後在Jumba任務失敗,才又派出Gantu艦長(因為對Stitch造成威脅,算是劇中的另一位「惡棍」)進行追捕。但不管是愛搗毀做壞的Stitch,或是奉命來抓危險生物的Jumba,最後都歸屬在Lilo的家庭當中,而Gantu艦長則因為任務失敗被迫提早退休。
 
劇中的兩位「惡棍」雖然被永久地流放在地球,但都在家庭的感召下,成為溫暖和善的外星人並擁有了人類的家人。「O-HA-NA」(夏威夷語的家人)一詞的魔力在劇中無限被擴張,在《星際寶貝》中親情與家庭的價值觀可以令外星人都臣服,這樣的論述使得「惡棍」不再有容身的地方。唯一一位沒有受到人類家庭價值觀感動的Gantu其下場就是被迫解去艦長職務,其闡述的主流價值觀依舊是:遵行權力階級所訂定之規範─受家庭的規訓─就可以得到獎賞,而違反者將受到懲戒。
 
不僅是《星際寶貝》闡述家人的重要,隨後的幾部迪士尼動畫也闡述著一樣的主題,像是《星銀島》、《海底總動員》以及《熊的傳說》。事實上,這正說明了美國家庭價值觀及社會現象的轉變。在八O年代之後,美國人家庭婚姻觀念已經悄悄地抬升。據統計,美國人的離婚率在1981年達到50%以後,再也沒有上升過,反而在逐年下降,結婚率卻逐步上升,生育率也看漲,多數人都希望有個正常溫暖幸福的家,到了九O年代,家庭因素變得越來越突出,連布希總統的就職演說上都提倡要做個合格的父母,做有益於家庭和社會的公民。由於社會風氣的轉變,現在「家庭問題絕非次要」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王錦瑭,1997:99)。這也使得代表權力階級保守的力量漸漸在擴大,那些不願歸屬在家庭之下的「惡棍」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這當中,以《超人特攻隊》的Syndrome的懲戒示範最為嚴厲-Syndrome被捲進飛機而導致死亡,因為他企圖破壞Mr. Incredible的家庭,又不顧Mr. Incredible年幼的小孩,並企圖傷害他們。
 
        雖然我們在1989年之後看到迪士尼「惡棍」與英雄的界線漸漸模糊,但是「惡棍」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處境並沒有因此而改善,當「惡棍」在早期被以「顛倒錯亂」的性別展示時,他/她們依舊擁有可以承載反動力量的軀體,但是當英雄與「惡棍」的界線漸漸模糊的時候,「惡棍」無法再成為那個反抗英雄體制的人,因為「惡棍」漸漸被收編,而「惡棍跟班」首當其衝,他/她們被一種看似柔性訴求的趨力給降服,事實上,那是一種權力階級手段中代表更為保守的一股力量-對傳統婚姻與家庭關係的美好嚮往,迪士尼將「惡棍」身上「強迫性的標籤」轉變成對他/她們的召喚,這是迪士尼與父權階級所想望的「美好世界」,迪士尼「惡棍」的力量在此便被漸漸削弱,真正成為一群被壓迫及犧牲的一群。
 

【擷取自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論文《誰是「惡棍」?迪士尼反派角色形象研究∣以1989年至2004年間迪士尼動畫為例》】



[1] 《阿拉丁》中Jafar的跟班鸚鵡、《風中奇緣》中Rateliffe的跟班小狗、《花木蘭》單于的老鷹、《變身國王》Yzma的跟班Kronk、《超人特攻隊》的Mirage皆變成英雄的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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