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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家族生活雜記(我在台灣過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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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將亡,必有七患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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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說:

 

國之將亡,必有七患。

 

    一、國防之患:不修國防,大興宮殿,粉飾太平。

    二、外交之患:大敵當前,外無盟友,孤立無援。

    三、財政之患:分配不公,鋪張浪費,窮盡民用。

    四、內政之患:仕皆漁私,修法禁言,不問國是。

    五、國君之患:閉門自大,標榜先進,坐以待斃。

    六、團隊之患:用人不當,小人當道,離心離德。

    七、政權之患:民無食用,國無賢能,賞罰失威。

 

 

墨子原文:

 

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

 

 

n   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

 

n   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

 

n   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

 

n   仕者持祿,遊者愛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

 

n   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

 

n   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

 

n   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

 

 

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其人

 

墨子(約前468376年)。春秋戰國之際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創始人。名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後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禮”,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反對派。其“天志”“明鬼”學說,不脫殷周傳統的思想形式,但賦予“非命”和“兼愛”的內容,反對儒家的“天命”“愛有差等”說,認為“執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愛,交相利”,不應由親疏貴賤之別。其本人更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事件精神。他的“非攻”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

 

重視生產,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初步認識到勞動是人類生活的基礎,並提出了“尚同”“尚賢”的政治主張,認為“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企圖用上教瞎說的方法說服當時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勞動者和小生產者的社會地位,“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

“尚賢”、“非攻”、“兼愛”作為他的核心思想,體現了當時人民渴望和平反對掠奪戰爭的意向,而且它也為他的學說和思想的實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孝王1年,(西元前440年)墨子約二十九歲,成功的租了止楚國攻打楚宋,這也是他的“非攻”思想在實踐中取得的第一次勝利;周威列王23年,(西元前403年),墨子至齊,阻止了齊太王田和伐魯;周安王9年,(西元前393年)墨子第三次出面阻止魯陽文君攻鄭。西元前439年,墨子獻書給楚惠王,惠王讀過後稱為“良書”,表示雖不能按書上所說的去作,但願意把墨子當作賢人供養起來。墨子認為“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於是辭行。西元前438年,墨子回到魯國,越王來迎,準備拿出封地五百里,請墨子到越國來教導自己。墨子認為,去不去越國,關鍵在於自己的主張和建議能否被接受,而不在於封地和賞賜的多少;如果為了封地和賞賜去越國,那就等於出賣自己的思想和主義,如果是出賣思想和主義,隨處都可以去,何必要到越國呢?

 

可以說,墨子以他的實際行動實踐了他曾經說過的:“志不強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的人生哲言。他的“非樂”“節用”“節葬”等主張,是對當權貴族“繁飾利樂”和奢侈享樂生活的抗議。在他傳世的僅僅53篇文章中,就有《辭過》、《節用》、《節葬》三篇文章專門論述其節用觀的,他是我國最早系統闡述節用觀的思想家,可以說它就是我國勤儉建國理論的鼻祖了。如果站在今天看過去,它的確是一位偉大而英明的思想家!

 

由於所留下的史籍太少,墨子的出生年月和當時的國籍至今沒有定論,這已經顯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已經得到了更大的繼承和發揚。建立節約型社會的宣導,雖然沒有強制性,也沒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起來,但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作為深入國民之心,而且惠及子孫後代的一項倡議,他的意義並不亞于漢武帝當年所實施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墨子學說對當時的思想界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也許是他的學說過於接近平民百姓,因而或多或少的觸犯了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漫長的封建社會所掩埋,因為有些觀點與儒家學說相對立,在漢朝,被當作異端邪說,差一點遭遇滅頂之災。尤其是他的“節用”觀,與封建地主階級所施行的及時行樂和大肆享用的觀點幾乎格格不入,所以,其思想觀點受到攻擊和阻止就可想而知了。

 

(三)墨子及其“節用”觀

 

墨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開放文藝最為繁榮,然而政治上卻分崩離析的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一方面奴隸制度已經開始瓦解,新興的地主階級迅速成長起來,豪強兼併,連年戰爭不斷,經濟消耗嚴重,中下層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新興的地主階級激勵擴張土地,擴張勢力,爭奪士客,生活極度奢華鋪張,社會物資消耗無度,僅僅一個孟嘗君門下就有三千多白吃白住不幹活的食客,其他豪強地主就可想而知了;三是厚葬久喪之風極度盛行,消耗人力物力極為嚴重。這種現象我們透過近代所發掘的古燕國都城與墓葬,平山中山王陵墓,以及秦始皇空前絕後的陵墓就可以得到實物的證明(那些規模宏大的墓葬裏面出土了難以數計的、精美絕倫冠絕古今的金、銀、銅、玉、陶質的禮器、酒器、樂器和日常用品);四是由於上述各種原因,人口的急劇減少,尤其是生產人口的猛減,而消費人口卻不斷增加,因此而造成了生產與消耗的極度不平衡。

 

在這種背景之下,墨子提出“非攻”,“節用”的觀點,無疑是站在了歷史的制高點上,切中時弊,具有現實而深遠的意義。

 

儘管他的“非攻”“尚賢”,“兼愛”等思想受到了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認同和重視,曾經與儒家的儒學被韓非子稱為當時的“顯學”。然而他的“節用”的觀點卻由於嚴重影響並抵觸了地主階級的直接利益,所以就沒有被引起重視。這也難怪,就後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也沒有將他的“節用”之觀點用於治國之良策。

 

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佩服我們那位偉大的始皇帝了,站在春秋戰國的末期,也許他已經深刻認識到了生產與節用的關係,對於他偉大的事業的深遠意義。他就是採用“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變的強大起來的。商鞅變法的三大措施中,有兩項就直接關係到社會物質的大生產,整頓田畝,與民生息,從而使他的國家物豐民殷,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物資,才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去打敗其他五國而統一六合的。可惜的是到了晚期,他和他的後代們反噬其道,以至龐大的帝國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真可謂歷史之悲啊!

 

墨子在《節用》、《節藏》、《辭過》以及《七患》等文中集中論述了他的“節用”觀。他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總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又回到實際中去,從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著手,以衣、食、住、行、用度、喪葬、交媾等於人們密切相關的生活小事件為典例,上溯股聖賢,下追後來的生活,深入分析,認真探討,總結上升為有關國家社稷存亡的大道理。

 

一以民為利的總原則

 

墨子儘管與儒家思想唱反調,甚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攻擊,但他卻師出儒門,繼承和發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國家以民為重這一點上還是有共同點的。民富則國強,民窮則國衰。人民群眾才是物質財富真正的創造者,只有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利益,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能夠調動起來,才能夠生產和創造出更為豐富多彩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反之,則會構成極大的破壞力,與國與民均為不利。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為。”(《節用》)。意為聖明的君主,在衡量衣食住行吃穿用度的時候,總是以是否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作為衡量標準,如損則止,無損則興。如此之句,在該文中連續出現,每舉一例,則以此語作結。以此語起首,以此語結尾,通篇以此語為中心而設論。墨子列舉了大量春秋戰國以前諸多聖賢君主愛民立過的實事來作為佐證,可見他是以利民與否作為作為他“節用”觀的最高準則的。

 

墨子在《七患》中說:五穀是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也是君王用以給養的東西。如果百姓沒有了依存的東西,國君也就沒有了給養;百姓沒有了糧食,就不能侍奉國君。所以,糧食不能努力生產,土地不能不努力耕種,用度不能不盡可能的節儉。五穀都豐收了,那麼各種美味都可以讓國君享用,如果五穀不豐收,那麼就什麼也享受不到。

 

他還進一步說;到了饑饉之年,,大夫以下的官員都要減去俸祿的五分之一;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二;凶年時就減去五分之三;匱年時就減去五分之四;饑年時就沒有俸祿,僅僅供給吃飯而已……

 

這是在委婉的告訴統治階級,生產與節用的重要性,如果不注重,就會鬧到連自己的吃飯問題都會成問題的地步的!百姓是生產的主力軍,而他們這些統治階層是消費者,百姓利則生產興,反之則衰,生產衰則用度匱,用度則國家亡。

 

在我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正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手工業剛剛興起,國家仍然是一個純農業社會,生活用品的攝取仍然依靠耕種土地,因此,農民仍然是生產的主力軍。農民就是社會物質的主要生產者和創造者,也就是說,農民就是國家的根本。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就是損害了國家的根本利益。

 

後來站在封建繁榮社會巔峰的唐王朝李世民曾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這是一句名言,是對兩千多年封建王朝成敗興衰致原因的高度描述和總結,當傳之千古而波及四海。

 

二因需而設的生產觀

 

墨子在《辭過》中說:“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埠而居,穴而處,下濕潤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是說古人不知道建築房屋時,靠近山丘,挖洞來住,地下潮濕而又傷身體,所以,聖明的君主才建造房屋給他們住。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制絲麻,布卷以為衣。”意思是說,古人不知道縫製衣服時,披著獸皮,系著草繩,冬天不輕遍不暖和,夏天不輕遍不涼快。聲明的君王認為不合人情,所以教誨婦女,整治絲麻,編制布匹,用來製作衣服。

 

“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意為古人不知道製作飲食時,吃的是果實莖塊,分散居住,所以聖明的君主就教導男人耕耘種植,來生產百姓用以吃用的食物。

 

 “古之民未知舟車時,任重不移,遠道不致,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是說古人不知道製造車船時,重的擔子不能搬運,遠路不能到達,所以聖明的君主便來製造車船,以方便百姓辦事。

 

在這裏,墨子告訴我們兩點,一是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有他的產生的客觀理由;二是由於需要而產生的事物才是合理的。人們之所以製造衣服房屋是因為季節的變化寒暑難抵雨雪風沙難擋,改革飲食是因為人體健康的需要,製作舟車時因為要涉水遠行。這是最樸素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是必需的。當然人的欲望是無邊無際的,所以需要也就可以無邊無際。但是,除基本的需要之外更高更遠的需要就是奢侈浪費了,它不是必需的,是可有可無的,在古代凡是聖王明君是反對的。

 

如果消費與人口、資源以及現實生活的基礎基本相符,則不會出大的問題;如果消費超出了人口、資源以及任夢的現實生活基礎就一定會出問題。這就是墨子要告訴我們的基本道理。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內大興土木修築宮殿,生活極端豪華奢侈,在宮外修築長城致使大批民工移勞工地,生產人口嚴重不足,所生產的社會物資與社會所消耗的物資嚴重不平衡,致使強大的秦帝國僅僅存活二十來年便土崩瓦解。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史,如此之事例比比皆是,時而興時而衰,如果深究起來,也不會逃脫此理的。

 

“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車輪鄆匏,陶冶梓匠,是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佛也。”意為凡是所生產的器物用具足以供給百姓使用就可以了,各種增加的費用若不能夠增加百姓的利益,聖明的君主是不會去做的。

 

生產的目的是因為現實生活的需要。那些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的生產就是浪費資源了。墨子在其《節葬》一文中對當時流行的厚葬久喪的風氣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批駁,深刻地指出,厚葬久喪于國於民都只能由百害而無一利。為厚葬久喪所所進行的一切勞動和大量物資的消耗就是一種超出現實生活需要生產和消耗。無論是現實生活所需要的還是現實生活所不需要的,凡是生產必然要消耗資源的,而資源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資源而為了那些無限的現實生活根本就不需要的事情去生產,的的確確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人類社會應該群起而制止才對。

 

當然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欲望密切相關的。常言道欲望無止境,說的是對知識、人類的無知領域以及人類所追求的事業,而並不是對物質享受方面的無止境的追求。在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人敢肯定地說對於物質享受無止境的追求會給人類帶來好處的,絕對沒有。

 

三以適為度的消費觀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欲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墨子辭過》)

修建房子是為了生活的方便,而不是觀賞和享用;製作衣服是為了身體的方便,而不是為了顯奇示怪。這就是墨子對於消費的度的把握。

 

對於飲食他說:“能夠充饑增氣,強健身體,耳聰目明就可以了……”

 

對於衣服他說:“冬天穿天青、紅青色的衣服,又輕便又暖和,夏天穿葛布衣服,又輕便又涼爽,就可以了……”

 

對於車船他說:“古代聖明的君主是因為大河深谷不能渡過,路途遙遠不能到達,於是製造車船足以行駛就可以了……”

 

對於喪葬他說:“衣服三件,足以讓屍體腐爛在裏面;棺木三寸,足以讓屍骨朽爛在裏面;墓穴,深不要達到地下水,屍體腐臭的氣味不散發出來就可以了。死人已經埋葬,活著的人就沒有必要再長久的哀喪……”

 

“辭”者,謝絕杜絕之意,而“過”者,就是過錯的意思,在這裏作為過度來理解比較合適。在《辭過》中,他列舉了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在吃、穿、用度上大講排場極度奢侈豪華的場面,深刻地指出了由此而引起的上行下效,敗壞了民風,消耗了國家,最後導致國家的滅亡。從而提出了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瞻也。”的節用之觀點。

 

節用並不是不用,而用也不能夠太過於奢侈,這就有了一個度的把握的問題。需要和適度就是墨子所追求的節用的尺度。一切的吃穿用度只要滿足人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的就可以了,超出基本需要甚至於超出很遠,那就是奢侈和浪費了。必定會引來生產和消費的不平衡,就會造成物資匱乏,引起國亂的。

 

在談到統治者蓄妾養妻的問題時,他說:“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意思是說自然的規律是無法更改的,即就是再聖明的君主都無法改變。所謂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節用也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用度之法。

 

有一篇報導在評論成都人對汽車的消費觀念時說,汽車嘛就是代步的工具而已,其基本的作用就是代人行步,所以就沒有必要買那麼昂貴的,五萬元的汽車和五十萬五百萬的汽車在代步這一基本功用上是一樣的。中國人很講究面子,要買汽車就一定要買昂貴,即就是貸款也要買高規格的,因為它代表身份和地位。我們這種掙死牛摔破車的面子觀,就促使很多人去超現實的消費。在中國,企業破產、工人下崗,然而老闆卻賓士奧迪、鮑魚XO的現象遍地皆是。國家行政事業公務接待何嘗不是如此,這也是老百姓始終無法改變,對行政官員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有關報導,在中國僅一年的公務車消費就達8000多億元,它是全國農業全年產值的將近3倍多。而在日本,除了中央級別的官員以外,其他的公務員都是乘坐公共交通的。這一方面與他們國家的交通擁擠私家車的擁有量有關,但是更多的卻是與他們國家宣導的清苦生活風尚有關。

 

墨子因須設用,平衡消費的觀點,對於中國今天的現實生活無疑有著巨大而深遠的意義。

 

(四)日本之與李世民

 

沒有去過日本,只是在影視作品和文藝作品裏多多少少的有了些瞭解,知道了這個島國的人民崇尚禪道,生活儉樸,勤奮精進。

 

60多年前的那場日中戰爭,給兩國人民都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以至到百年以後留給兩國人民內心深處的傷痕也難以癒合。戰爭是人人都痛恨的,但是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小島國,發動那麼大規模戰爭的能力不得不令人嘆服。戰爭帶給雙方的不僅僅是內心的創傷,更直接的則是對於國內能源的巨大消耗。一場戰爭可以催跨一個國家的以至於讓他幾十年甚至於上百年不能夠恢復元氣。然而在日本不是這樣的,它僅僅用了不到二十年,就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而且一直保持到現在,這相對于它的人口資源來說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而事實就事實,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只能對它的文化傳統作深入地思考,因為無論物質世界怎樣的發展,意識形態總是它不可缺少的原動力。

 

無疑,日本以她敞開的胸懷來擁抱世界。他向美國學習軍事,向歐洲學習科技,向中國學習文化,然後把它雜糅起來加以吸收利用,從而使自己變得強大起來。郁達夫先生在他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曾經做過這樣的描寫:“刻苦精進,原是日本一般國民生活的傾向,但是另一方面哩,大和民族,卻也並不是不曉得享樂的野蠻原始人。不過他們的享樂,他們的文化生活,不喜鋪張,無傷大體;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簡易裏寓深意……”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日本刻苦精進生活儉樸的基本民族文化內涵。開放的胸懷再加上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它發展的速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不難理解了。我們並沒有去過日本,但是我們從日本人清淡的生活作風中也可以體會到這一點的。即使成為世界第二富國的日本人依然過著清單簡樸的生活,並不是不喜歡享受不懂的享樂,而是這種傳統民族精神有著他深刻現實背景,那就是資源的短缺。正是這種現實的背景是他們有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從而成就了他們刻苦精進的民族精神。

 

東方文化的發祥地在中國,日本文明的源頭也在中國,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然而他們卻能夠取長補短充實自己發展自己,而我們這個東方文明的發祥地,卻駕著歷史的戰車走一陣跑一陣又退一陣,一波三折,躑躅前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還是處在一種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形態,一場改革不僅在社會制度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思想意識領域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而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仍然來自中國,在此之前,中國一直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日本一年創造的生產總值超越了中國很多,而它的面積卻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人口僅僅是十分之一。世界上跑的汽車十輛之中就有三輛來自日本,電子產品遍佈全球,可他們依然很好的保持著刻苦精進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去向他們學習的。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上至政府高官企業管理者,下至平民老百姓都在過著儉樸清淡的生活,始終保持著警鐘長鳴,而我們這些資源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就更沒有理由去鋪張浪費了。

 

其實,在我國封建歷史上也有過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社會的全盛時期,然而在這些全盛時期的的封建君主們,卻都是厲行節約,勵精圖治的。以唐太宗李世民最為有名。吳兢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曾盛讚當時的社會說:“……自況孤兒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隨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足以見當時的唐王朝繁盛狀況,後來歷史曾用“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來形容當時的社會安定形勢。可李世民卻說:“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的飲食非常的簡樸,曾經多次拒絕大臣們提出的為他修建宮殿的建議,說:“把宮殿樓宇修建的又高又大又豪華,到處去游賞園林池台,這時是帝王所希望的,而為百姓所不希望。帝王希望的是放逸享樂,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苦耗財……上邊有所喜好,下邊必然做得厲害,大家爭相無限制的放縱淫逸,很快就會導致滅亡。”

 

可以說它也是我國歷史上勵精圖治勤儉建國的典範了。而在唐朝,日本派往中國長安的留學生是最多的。

 

 

(五)墨子給我們的幾點啟示

 

據統計,春秋戰國初期中國的總人口只有2000萬(相當於現在我國一個小省的人口),而現在中國人口突破14億。墨子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有2480多年了,然而在今天,地球人口已經突破60億(科學家的測算,地球所承載的人口是50億),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資源卻逐年在減少,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的社會對於人類的今天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對於佔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國土面積只佔有世界十分之一的中國來說,就更顯得迫在眉睫了。

  

啟示一:憂患興國儲物備國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於慮,而後作;征于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這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說過的一段話,是說為國事者當處處為國著想,時刻警醒,衰而思興,興而慮衰,這樣才能夠是國家保持長久的興旺平安。其中“生於憂患,死于安樂”一句已成為婦孺皆知的至理名言,曾經激勵過無數的仁人志士自警自勵以某國是。

 

其實,在我國民間,即使最平常的老百姓也知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憂患意識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潛意識,沒有哪一個正常人沒有憂患意識的,然而難得是一生都具有憂患意識,尤其是在事事順利興旺發達之事也具有憂患意識就更難得了。所以墨子說:“古者明王聖者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悔世而不倦。”官做得越大,管理的地方和人口就越多,所要考慮的事情也就越繁雜,所以也就越要時刻警醒,終身不滿足,臨死都還不厭倦,這才是聖賢之君所作所為。

 

墨子在《七患》中列舉了有關國家興衰成敗的七種憂患,說:“倉庫裏沒有儲備的糧食,就不能對付饑荒之年;兵庫裏沒有儲備的武器,既是為了正義,去討伐非正義也是無能力的;城郭修築不完備,就不能自衛;內心沒有細密的思考,就不能應付突發事變。”認為作為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足夠的物資儲備,人們的心裏也必須要有防患意識,這樣才能夠做到有備而無患。

 

人為之害不能不防,自然之害更不能不防。人為之害是由於人們做事草率馬虎違返自然規律所造成的,只要人們做事處處小心深謀遠慮,事事為民利著想,則人為之害就完全可以避免。從今天的現實裏看,有時候有些自然之害也來自人為之害,就如我們對植被的破壞舊會引起洪水的氾濫、氣候的變化、甚至與地震的發生。“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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