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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洪流中看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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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曾有洛陽牡丹花之遊,在三天短暫的逗留中,對洛陽市區好像沒有什麽古都的感覺,雖是自稱古代中州,東周、魏、晉、後唐等先後在此建都,號稱九朝古都。而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晉、後唐等,或苟延殘喘的弱勢王朝,如東周。這種尷尬的現實也正是洛陽城為什麼無法大氣起來的緣故,而更不幸的是,這種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統的歷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滅,被蹂躪,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作為首都的洛陽了。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諸多的歷史名城裡,洛陽是最具悲劇性的城市。今天偶然讀到這篇文章,方茅塞頓開,オ知道原因何在?

 





河南人之所以為河南人,是緣於地域,是緣於歷史,是緣於血脈。那麼,就讓我們順著地域文化的長河,從個體文明的源頭開始,沿著祖先的足跡,尋找那個我們曾經失落的世界,並捎帶從歷史的長河中採擷些文明的珠寶,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藥,然後,清洗文化的傷口,挖去精神的惡瘡,外貼內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鋼骨,還原一個健康的中原文明。

1拂去歷史的塵埃,沿著時間的長河,從春秋走來,從秦漢走來,從唐宋走來,從近代走來的那些河南人,一個個都是人格茁壯,性格鮮明,或察天觀道,或倚劍長笑,或遊刃權謀,或詩筆作刀,無不熱血滾燙,豪氣沖天,一肩擔天下道義,一肩負百姓福利。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當屬老莊。這兩位道家先祖,雖也有報國救民之心,但卻選擇了“出世”之道。騎青牛瀟灑而去,禦清風逍遙而遊,縱是令人嚮往,消極避世,反璞歸真,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哲學,並歷來為統治者所用。正所謂“外示儒術,內尊黃道”,就那樣心照不暄地操縱了中國幾千年。但如你所知,對黃道情有獨鍾,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級”的胃口罷了。面對慘澹人生,芸芸民眾,更多的河南人,憑著黃土賜予的豪膽,借著黃河賦給的熱血,選擇了更直接,更積極的“善其身,濟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輩宗師,我以為首推戰國時期墨家的創始人墨翟了。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張人與人平等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爭(非攻),用現代術語解釋,他大概是中國最早宣導博愛主義及和平主義的智者了。據考證,墨家學派是一個准軍事機構的組織,有一套嚴密而獨特的組織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國江湖的最早幫會。我想這群俠士好漢,除了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之外,也一定會幹些“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事來。

墨子之後,又有一個名叫荊軻的河南好漢閃亮登場。他是衛國人(今河南境內),是否墨子傳人,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愛好讀書,武藝高強。當年,為報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應執行“不可能的任務”――刺殺秦王政。至今讀起史書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字句,依然會被那視死如歸的俠義大氣而深深振撼。長亭外,古道邊,殘陽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帶的士子,穆然肅立,為一個怒髮衝冠,將踏不歸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歷史就在那一瞬間定格,風化成一道淒美而悲壯的風景,感動了我們幾千年。

唐時,嵩山上又沖下來一大批勇猛無比的少林武僧,他們護唐王,鬥惡賊,上演了一部盪氣迴腸,精彩無比的除奸懲惡的《少林寺》。到了宋朝,河南湯陰縣,又走出一位頂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飛。當白髮蒼蒼的岳母為兒子刺下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時,不但把一種強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嶽飛的心間,也刺醒了每個有熱血,有良知的中國人。

當歷史滑過上世紀50年代,在炮聲轟轟的朝鮮戰場上,高吭激越的豫劇曲調正在響起:“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驕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團義演。當年,就是她,不辭勞苦,全國巡演,竟為志願軍募捐了兩架飛機。河南人的愛國情懷,一旦被激發,他們可以創造出無數個奇跡來。需要補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鴻昌將軍,也常眠在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這種可貴的人文情懷,表現最明顯的便是鞏縣人杜甫了。這位大詩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偉大來形容。他是如此深愛著這片土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怒,“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是他對戰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他最樸素的人文理想。還有那沉甸甸,至今誦讀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別”,是他對暴政的諷刺控訴。這些美麗動人的詩句,不知溫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陽人劉禹錫,他與白居易齊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他自願把百姓擺在第一位,喜歡替百姓說話。所作的政治諷刺詩,辛辣尖銳;所作懷古詩,沉鬱蒼涼,語淺意深;所作仿民歌詩,清新爽朗,別開生面。而他的同鄉元稹,也是此道中人。再後來,還有個叫元結的魯山人,其詩多反映民間疾苦之作,極力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義詩風,但流于極端,平生不做近體詩,古詩也平直單調。雖然其文學成就遠不能與前輩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熱血,還是相通的。

在歷代為民造福的河南官員中,最聰明的要算春秋時的範蠡,最剛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無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動的便是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了。

范蠡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出身微賤,但絕對聰明,輔作越王勾踐,巧妙美人計,苦心經營,精密籌畫,終滅掉吳國,成就越王一代霸業。但功成名就時,他卻不慕富貴,巧妙隱身而退。《越絕書》雲:“西施亡吳國後,複歸範蠡,同泛五湖而去。” 《史記·貨殖列傳》又載:“後游齊國,至陶,改名陶朱公,經商致富。晚年放情太湖山水,愛好養魚。著《計然篇》、《養魚經》”。從政經商,為國為家,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與行動妙解了一道“讀書人如何釋放人文情懷”的道德難題。其卓越的思想光輝,至今對視,依然有刺眼奪目的感覺。

那個“包龍圖端坐開封府”的黑臉“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則與人情,強權與道義之間巧妙平衡,用剛烈懲治邪惡,以智慧伸張正義。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結”,也因為這位曾在現實存在過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許多,安慰了許多。

在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陽人張仲景了。被後世奉為“醫聖”的他,面對兵荒馬亂、疫病流行的慘澹現實,以最樸素的想法,最誠摯的情感,毅然選擇了救死扶傷、濟世蒼生的醫生職業,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後來他寫就的《傷寒雜病論》,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力。而書中的《金匱要略》部分,更被世代醫家尊為“醫方之祖”。

2除了那腔滾燙的熱血,除了這般豪爽的情懷,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豔的一面。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歷來就以想像瑰麗奇特,文筆精緻豔麗著稱。

這一點的代表性人物自然是商丘人莊子了。這個夢蝶忘我,鼓盆葬妻的河南人,現實中活得非常寒磣,甚至有些萎縮。人瘦得“槁項黃馘”,住在“窮閭陋巷”,靠釣魚、打草鞋維持生活。但他的精神世界,卻豐富得一蹋糊塗,瀟灑得有天沒地。那洋洋灑灑的一本《莊子》,文筆優美詼諧,想像恣意汪洋,自古以來就是文人學士必讀之書。它不但涉及哲學、人倫、政治,而且談論美學、藝術、語言、生物、養生等方面。聞一多和郭沫若都認為中國的藝術導源於莊子,一部中國文學史幾乎都是在它的影響下產生了。

莊子對後世文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家鄉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唐時有一位很有名的河南詩人李賀,其詩作多以想像詭奇取勝,構思奇巧,文筆絕美,似有神助,時人稱為鬼才。而晚唐詩人李商隱(今河南沁陽縣人),善用比興,色彩瑰麗,精於用典,形成了縝密婉麗、旨趣深微的藝術風格。其“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美得不得了的千古名句。

再到宋朝,開封又出了一個史達祖,善於詠物,刻劃精工,形神兼備。如“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又如“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再如“愁與西風有約,年年同赴清秋”,這些文字多麼生動,簡直有呼之欲出之感。大詞人姜夔對此就佩服得很,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河南人能寫出精妙文字的大家名作真是舉不勝舉。如劉方平的《月夜》裡的“蟲聲新透綠窗紗”,如宋祁《玉樓春》裡的“紅杏枝頭春意鬧”,都是多麼漂亮可愛的句子。

自然,要寫出漂亮的詩作,需要靈感,需要才氣,但若兩者都缺些,也不要緊,只要肯吃些苦,還是會有收穫的。在這方面,河南范陽人賈島便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看看人家是如何苦吟的,“吟哦一個字,撚斷數莖須”,困難的時候,甚至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決心和毅力。苦心人,天不負,這般肯下功夫,自然也能寫得“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千古名篇來。而“推敲”的典故,也緣於這位愛學習,肯琢磨的老先生。據說有一天,賈島正在驢背上苦苦思索詩句“僧敲月下門”中是用敲還是推字,竟不小心撞了一個大官的駕。兵士揪著老頭到這個大官前問罪,問明原因,大官哈哈大笑,為其嚴謹的求學精神所感動,並邀請其回府,一起研究。這個大官就是河南孟縣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

如今的河南文人,或是繼承發揚了老祖宗“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為百姓,為道義,為故土,文筆樸實得要命,傳達的思索又厚重得叫人想哭。或是繼續著那奇巧精緻的唐宋遺風,文章或求俏意求險韻,透露出古怪的精靈,或是求細膩求生動,飄逸著精美的褶皺。但無論如何,據我瞭解,他們都非常認真,是文字道路上創作態度最嚴謹,最執著的一批文化人。每次讀起他們的文章,或是想起他們的為人,都不禁有些暖暖的感動。

3河南除了這些星光燦爛的人文大家以外,還有幾座引以為豪的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講,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載在這幾個城市文明的基礎之上。如安陽的渾樸,洛陽的秀致,開封的細膩等。然而,這幾個動輒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卻很難找到些留存的歷史座標來。唯能衡量的,也許只有掘地三尺,發掘那些古墓遺址了。於是,千年文明的傳承,就這樣不尷不尬地散亂在那一堆堆的廢墟之上。

拂去千年的塵土,參照先人的筆記,在艱澀難懂的甲骨文裡,在鏽跡斑斑地青銅鼎上,在殘壁斷垣的遺址裡,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們努力拚湊著這塊土地上曾經閃亮的文明之光。殷墟、商都,魏晉城郭,宋時官窯,多少輝煌與文明,多少血淚與恥辱,都因頻繁的戰火,黃河的氾濫,統統掩埋在厚厚的泥沙裡,消失在寥寥的時空中。

關於安陽,最有名的便是發現甲骨文的殷墟了。這座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因為曾是商朝後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曾有過稀世的繁華。從那裡挖出的青銅寶器,無論形制,還是工藝,都不難推測出。只是那個時代離我們太久遠了,除了臆想的驕傲,除了斑駁的文物,我們好象無法獲取更多的東西。

但大氣的人文遺風猶存。在安陽老城區內有一條“仁義巷”,那裡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據說當年郭家鄰居建房造屋擠佔了郭家一牆之地,郭家人氣不過便和那家論理,一來二去鬧得不可開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懼雙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審理,於是兩家繼續爭執。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將此事回稟郭朴,郭樸即刻回書一封。但當郭家人滿懷希望地打開書信時,不想上面竟然是這樣幾行詩句:“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有了這條巷的安陽,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與現實的人文對接,才使得它有足夠的信心安詳面對這個世界的變化榮辱。

洛陽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東周、魏、晉、後唐等先後在此建都,號稱九朝古都。而我以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晉、後唐等,或苟延殘喘的弱勢王朝,如東周。這種尷尬的現實也正是洛陽城為什麼無法大氣起來的緣故,而更不幸的是,這種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統的歷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滅,被蹂躪,而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作為首都的洛陽了。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諸多的歷史名城裡,洛陽是最具悲劇性的城市。洛陽城的歷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復複被毀滅,悲恨相續的血淚史。對此古人歎雲:“欲知天下興亡事,請君且看洛陽城”。

在金戈鐵馬的嘶殺中,歷史無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續。特別是宋以後,隨著經濟文化的南移,以及黃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氾濫,洛陽永遠失去再度雄起的機會。曾有的輝煌,便永遠沉封在歷史的記憶之中。如今的洛陽,已經很難找到昔日繁華的痕跡。我們能提的,除了那一園獨開獨敗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馬寺,除了那痕跡模糊的龍門石窟,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見證。

洛陽最輝煌的時刻應該是漢唐之際,做為最重要陪都時的那段好時光。畢竟,那時她侍奉的是一個完整而強大的王朝,她也有時間打扮自己,保養自己。當年,她可能是中國最漂亮,最壯觀的城市之一。豪富人家競相傳抄《三都賦》,搞得一時“洛陽紙貴”,那是魏晉的洛陽,“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這是盛唐的洛陽。“年年花開帝王家”的花城洛陽,如今也只能從陰冷古籍裡尋找,在一簾幽夢裡重現。

開封比洛陽幸運,就在於她雖然也侍奉過一些類似的小王朝,但畢竟在近150年的時間曾專心侍奉過一個當時世界上文化與經濟最發達的北宋王朝。看過《清明上河圖》的,都無不為那個輝煌而繁華的帝都所驚服。而圖上所展現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罷了。

如今的開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鐵塔,已經找不到一丁點宋時的痕跡。那中州盛日,“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的絕世繁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運河裡的林立帆船,大相國寺前的技藝雜耍。也都成了遙遠時空模糊的印象。

不過,時至今日,作為一個內陸城市,開封城裡的那幾泊湖水,還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而城內四處懸掛的詩書字畫,栩栩如生的汴繡,濃郁的美食文化,明示著一脈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著強大的文明慣性及堅韌的生命力,延續下來。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會鄭州,自然有些過不去。但作為一個城市,許多河南人並不喜歡鄭州,覺得沒底蘊,沒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無大家風範。鄭州的存在,好象只是一個交通樞紐的意義罷了。它好象還遠遠不夠成熟,不能承擔起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的重擔來。

至此,我們發現了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卻找不到一個相匹配的精神座標來對稱,找不出一個相匹配的現代城市來代表。具體來說,鄭州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而開封是唯有靈魂的城市,談及洛陽,則是除了歷史什麼都沒有。

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長河裡,人文精神的彙聚、碰撞與整合,有時也不免會有些偏差,出些尷尬。

最早的尷尬,來自愚公。豫西北與山西交界處,有王屋山一座,相傳,愚公移山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對於愚公的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毛澤東同志當年給予極高的肯定與評價。而愚公當年移山的心願,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斷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孫孫,無窮匱焉。

五六十年代,也許緣于他老人家對這個故事的情有獨鍾,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時,大家覺悟都很高,於是,指示被積極地貫徹,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標完成任務。據我翻閱的資料來看,建國以來,幾乎全國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長最少是山西,只長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統計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計人口4174萬,而到了1996年,竟達9172萬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為愚公後代的河南人,大概對於人口數量有著樸素的迷信情緒。人多好辦事嘛,領袖就這麼說的。這話好象也沒說錯,五六十年代,馳名中外的紅旗渠,就是河南人開挖的嘛。據說,那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水渠。沒有那麼多人,能辦成這樣的大事嗎?

而另一個尷尬便是戰國時期衛國大商人呂不韋了。他是淮陽人,在他那個時代,他絕對是個成功的商人。即無俠客的利劍,又無遊士的巧嘴,若與當時的權貴結交,鼓囊囊的錢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見效的“資本”了。呂老闆最大的一筆買賣就是把私生子送進秦宮當了太子,即後來那個統一中國的秦始皇。

他絕對是個有戰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機事業做得如此象模像樣,轟轟烈烈,心機、城府絕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過秦國的相國,並令門人編撰過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呂氏春秋》,如果加上那個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從個體意義上講,他卻是很失敗的。他的種種行為,說到底只是一種權錢交易的投機行為,自然名不正言不順。大家也知道他最後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終,大概是所有投機家的宿命。

便是不計成敗,不論手段,單論他歷史地位,也有些不尷不尬。在史家眼裡,興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險傳奇和投機才華;便是涉及那本《呂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劃天才和驕奢賣弄。雖他曾身為秦相國,可在史書中也是輕輕一筆帶過,肯定的只是他的商業才幹。在百姓眼裡,更多是好奇他與贏正母后不清不白的關係,以及驚歎他一生的冒險奇跡和不可思議的投資眼光。

呂不韋雖然尷尬,但不影響他的名氣。有他這樣的好導師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從來不缺效法他的投機者和野心家。中國的政治場上,也就平添了幾份烏煙瘴氣,多增了些荒唐鬧劇;而中國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願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願,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乾脆投懷送抱,也是忙得不亦樂乎,搞得亂七八糟。從經濟理論上講,呂不韋的最大貢獻就是驗證了投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為他,中國傳統社會裡才開始有了“無商不奸”的行業歧視。

而人文意義上最大的錯位莫過於宋朝大儒的“二程” 程顥和程頤了。這兩位說著濃濃豫中話的老先生,大力發揚大宋開國元勳郭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的理論,狠不得把整個世界都裝在一部論語當中。嵩陽書院的枯黃燈光下,兩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證,象個勤奮的老農,把中國倫理那片莊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齊齊整整。於是,理學誕生了,文人的思想也開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並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學術和哲學上的成就與正面意義,也絕對敬佩兩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動機。只可惜,不知是後人的愚笨,還是上面頭兒的別有用心,那四書五經,那中庸之道,漸漸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漸漸風化成一塊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幹。雖然,以後的七八百年,許多讀書人依然嚼得不亦樂乎。但我還是不喜歡,許多讀書人也沒辦法喜歡起來。

這與兩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徑庭,也是二位最尷尬之處,便是到了今天,曾經的大聖人,也只能灰頭土臉地躲在古書堆裡哀歎。那座曾車馬擁塞,喧囂一時的嵩陽書院,也只能在荒涼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鄉沒有忘記他們,近乎固板地癡迷著那能圓通一切的“中庸”之道。就性格而言,當中庸被理性克制時,會轉化成一種寬厚睿智的美德,而在無發限放大時,就會淪為不思進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鴉片。而河南人最大的尷尬也正在於此。

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對於歷史板塊的質疑,無非期望從老祖宗那裡得到一些啟示,並能夠重新樹立自信,然後大膽揚棄,創新,從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開放,更健康的群體人格。而審視歷史的最終目的,也正在于追尋其文化背後的現代人文意義。那些灼痛的歷史傷疤,期望能給以針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輝煌的文明驕績,又能鼓以鞭策的奮進力量。無論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體人格的重塑,我們都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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